山海经中有一条河叫“丹水”，它在“南山”地区似乎无处不在：它出于丹穴之山，又出于竹山、南山、上山、蟲尾山，其间跨度千里；它物产丰富：预兆盛世的凤凰飞于河上，神奇的人鱼在水中游荡，五色的农作物“丹木”两岸丰收，各种玉石铺满了河床。而最为神奇的是，这条《山海经》中的丹水不是传说，它就是今天的丹江。

　　午后的丹江口水库，半江瑟瑟半江红。这里是南水北调的源头，是北京甚至华北人民的水缸。然而在水面之下，在三千年前，这里是丹淅交汇之处，是繁华的水运港口，是这个青铜神兽的故乡，是繁荣的楚国古都——丹阳。

　　丹江，古称丹水，干流多源，主要发源于陕西凤凰山南麓，西出秦岭，流经陕西省丹凤县河南淅川县，在湖北丹江口市注入汉江，全长约378公里，丹江流域的郧县绿松石和南阳独山玉驰名天下，流域所属的江汉平原是中国重要粮仓，看来一向玄虚的《山海经》对丹江的描写却近乎写实。其实，丹江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第一个印记时间可能比《山海经》更早：《尚书·逸篇》有记载曰：“尧子不肖，舜使居丹渊为诸侯，故号曰丹朱”。丹渊就是今日丹江流域的淅川地区。据传说，这个不肖的丹朱来到丹渊地区后表现极好，他带领当地部落治理水患以致劳累而死，为淅川进入中原文明体系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楚人定了都

　　丹朱的年代，大约为公元前2300年左右。约1100年之后的殷商中晚期时，丹江迎来了一批新的移民—位于关中地区的祝融部落，他们因合作伙伴鬼方部落的西迁，难以继续独立对抗商朝，祝融族的新首领季连遂率领族人进行战略转移。祝融部落原定居在楚丘，人称楚人。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宏伟教授考证：楚丘在关中丹江源头区域—凤凰山山麓，楚人从这里出发，带着先楚文化和凤凰崇拜，沿着丹江顺流而下，最后定居在丹江下游的淅川地区。

　　季连选择淅川地区作为立身之地，主要有三个原因：一是这里曾是丹朱的封地，有一定的文明基础，且在丹淅一带早有祝融后裔活动，楚人来投，含有认族和互相依托的意思；其二，这里是丹江与淅水交汇之地，由丹江与淅水冲刷而成的淅川、板桥川、顺阳川等三川平原土地肥沃，适于耕种。三是丹江、淅水两条黄金水路。若形势一旦有变，楚人可沿丹江，继续逃亡。丹淅之地最终成为族人的最后一站，这片沃土让楚人得到休养生息，成功实现了命运的逆转。

　　不过，让楚人逆转的那个人并不是季连，而是殷商晚期的另外一个荆楚部落首领芈鬻（音：米育）熊芈鬻熊以“芈”为姓，以“熊”为氏，自称“熊方国”。所谓方国，是经过商王朝册封的、低于王国而高于部落的、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，诸多方国连在一起，就构成了强大的殷商王朝。但是，荆楚并没有得到殷商王朝的册封，再加之季连部落只是原来楚丘陆终（楚人先祖，曾于鬼方联姻）部落的八大分支中的一支，所以，在商王朝的眼里，当时的楚人只不过是一支弱小的部落而已，但芈鬻熊坚持自己群体足够强大成为方国且不需商朝册封，故自称为“熊方国”。

　　殷商时期，各国诸侯为了表明自己对商王朝的忠心，都会亲自或者派自己的长子到殷都做官，其实质是做人质。芈鬻熊与商纣王处于同一个时期。为了能够缓和与商朝的关系，芈鬻熊也曾到殷都做了商纣王的臣子。但芈鬻熊认为纣王不贤殷商将倾，于是，他偷偷地逃出殷都，回到熊方国，开始率领族人大规模的修建城池，开拓疆土。

　　芈鬻熊最终决定在丹阳之地建城。水北为阳，丹阳顾名思义，就是丹水之北。据史学家白寿彝考证，“（丹阳）位于今陕西、河南和湖北三省交界之处。丹水与淅水合流，进入汉江上游，与荆山山脉连成一片”，这个丹淅交汇的地方现在隶属淅川县老城镇杨山村，已经在1971年修建丹江口水库时淹没。

　　芈鬻熊将都城选在这里，主要有三个“水”因。一是军事防御。丹阳城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，可谓是易守难攻，且一旦难守可顺丹江下汉江，向南有广阔的战略空间。二是交通便利。熊方国四周有诸多方国，各方国可以通过丹江和淅水水路到丹阳贸易。三是利于农业发展，商周时期农业严重依赖河流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第二卷记载，淅川下王岗遗址中，发现直径4.36米的圆形吊楼式粮仓。下王岗遗址形成于铜石并用时代，早于或相当于芈鬻熊时期，且距离丹阳遗址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。可见，当时的丹淅农业已经比较发达，甚至有余粮可存。

　　凭借丹淅的地理优势，建城后的楚族迅速强大了起来。此时商周大战爆发，楚人面临一次站队的选择。选商楚人可能获得梦寐以求的正式册封，摆脱“山寨”方国的地位；而选周则可能会面临无数战争，且必然打断族群的发展。当然如果周取得胜利，则可获得更多的利益。两难之下，芈鬻熊只身朝见周文王，成为“文王师”，但楚人远离商周大战，军事保持中立。这个决策为熊方国赢得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机会。

　　周王灭商后，周成王封芈鬻熊重孙熊绎为子爵，自此，熊方国更名为楚国，并且正式在周王朝中有了诸侯国的地位。公元前1042年，楚人以丹阳为都，以熊为氏，奉颛顼帝高阳氏为先祖，祝融为远祖，芈鬻熊为始祖，辉煌的楚文化从丹淅之地流淌开来。

　　成就大国之路

　　楚国虽然有了子爵的封号，但是，熊绎这个诸侯当得一点也不顺心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中记载：“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、卫康叔子牟、晋喉燮、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。”周成王分给其他4位诸侯以珍宝之器（镇国之宝），而单单没有熊绎的份儿，不仅如此，楚国还需要每年向周天子进贡：“贡包茅以缩酒，桃弧棘矢以事王事”。这三种东西都是春秋时期丹淅流域的特产。包茅是一种香草，用此过滤酒糟，酒味芳香而纯正；桃弧棘矢是用桃木做成的弓和用枣木做成的箭，可以用来祭祀和驱魔辟邪。熊绎得到的是与责任与功劳不相匹的地位。

　　《左传》记载了熊绎后代对自己活得不公平待遇的理解：“齐，王舅也。晋及鲁、卫，王母弟也，是以无分，而彼皆有。”楚国与周王室即不同姓，又没有姻亲关系，加之楚国位于中原边缘的丹淅流域，周王朝当然不会把楚国当姬姓诸侯一起看待了。熊绎没有向周王室表示任何不满，但内心的屈辱可想而知，这种屈辱成了楚国图强的动力。熊绎回到丹阳，立志图强，要报周王室不公之恨。《左传》用了这样一句话来记载熊绎的奋斗过程：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。

　　熊绎之后，经过五代不断地努力和156年的韬光养晦，楚国将迎来第一个辉煌。公元前886年，熊渠即位，成为楚国新一代诸侯王。熊渠上任后将眼光又一次投向了丹江这条河流，但不同于先辈，熊渠从这里看到的是丹江以下的千里疆土。熊渠是一个勇武而又智谋的人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记载：“弈名善射，不如雄渠、蠭门”。弈是后羿，雄渠即熊渠，当时人们认为连射落过九个太阳的后羿，其箭术也无法与熊渠媲美，可见熊渠之勇武。同时熊渠还极具战略眼光。当时，江汉平原分布着诸多小国，楚国要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，必须收服这些小国，熊渠使用“联近攻远”的策略，开始楚国的扩张战略。

　　汉江之上，楚国后方，位今湖北西部的庸国，是熊渠第一个目标。熊渠自丹阳出发，顺丹江而下，至汉江逆水西上，突袭庸国边疆，毫无准备的庸国很快败退，熊渠占领了庸国在今天湖北西部和北部的全部领土。稳定了后方的熊渠更加大胆，被百越之一的杨越所占据的江汉平原又吸引了他的目光，他举全国之兵出丹江，下汉江，攻占了杨越。春秋时期，铜是制作生产工具和战斗武器的重要原料，楚国需要更多的青铜来支持武备发展，位于长江中游、今天湖北鄂州的鄂国拥有丰富的铜矿，如果能占领了鄂国，就等于撬开了铜库的大门，才有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可能。坐汉望江，熊渠又以杨越为据点，沿长江东下，占领了鄂国。丹江、汉江与长江的便利水路，成就了熊渠的“闪电战”。

　　庸、鄂、扬越三国距离丹阳都很远，楚国沿河而战，离河流较远的小国仍然存在，楚国虽然得到了这些领土，管理却甚难。丹江航运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，熊渠派自己三个儿子去管理新开辟的领土，同时以丹、汉、江三水为交通，互为犄角，在稳定江河沿岸的同时，继续拓展疆土。

　　公元前741年，当楚武王登台的时候，楚国基本扫清了周边的小国，实现了“地跨千里”的国土扩张目标，《左传》记载：“周之子孙在汉川者，楚实尽之。”一个雄踞江汉的大国，出现在了诸侯之间。

　　乱世的鼓声

　　楚国疆域扩大以后，丹淅流域的三川平原已经显得狭小局促，不能支撑一个大国的继续发展，而周朝统治下的中原各诸侯国迅速发展，丹淅之地成为了中原文明与荆楚文明碰撞的前沿，丹阳，到舍弃的时候了。

　　公元前689年，丹江河道上，千舟齐发，楚文王带领着楚人再次沿江直下，直奔郢都（今湖北省江陵纪南城）而去，那里有富庶广袤的江汉平原，还有令所有诸侯艳羡的云梦大泽。此一迁徙，楚国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与舞台，他们的春秋霸业将在这里展开。那么丹阳呢？

　　《水经注·丹水》记载了郦道元听到的一个传说：“水（丹水）出丹鱼。先夏至十日，夜伺之，鱼浮水侧，赤光上照如火。网取之，割其血以涂足，可以步行水上。”步行水上，犹如水上飞。隐于传说背后的，应该是先民对畅行水路的诉求。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籍《禹贡》，记载了荆州贡赋送达冀州的路线：“浮于江、沱、潜、汉，逾于洛，至于南河。”《禹贡释地》对这条路线的解释是：“自长江溯汉水而上，至老河口入丹江，至商县，陆行约百里至卢氏，顺洛水而下，达黄河！”可见，丹水是这条沟通江汉、关中、中原三地水路的关键所在，也就成为楚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。

　　1971年春天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距离丹阳古城东南10余公里处，挖掘了另外一座被当地人称为“龙城”的楚国古城遗址。“龙城”城墙为夯土，宽8米，最高处3.3米。夯土内含有西周、东周时期的陶片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断，“龙城”建设于西周晚期或者东周时期，毁于汉代。而在丹阳古城东西20公里范围内的丹江河两岸，挖掘出了2000余座楚国贵族墓群，出土文物数以万计，时间涉及楚国早期、中期和晚期。它们证明文王迁都以后，因丹阳与郢都可以通过丹江和汉江实现互航，且楚国宗庙依然在丹阳，丹阳并没有衰败，甚至可以推测，丹阳在很长时间内仍是楚国最繁荣富庶的城市。

　　后来的事实也证明，丹阳的兴衰，与楚人迁都无关，与水有关。因为，与楚国毗邻的秦国也把目光投向了淅水—丹江—汉江—长江这条战略大动脉。

　　公元前312年，楚怀王受秦使张仪蛊惑，贪图商於600里土地，与盟国齐国断交，事后秦国拒绝割地，使楚国空得败盟之名。上当后的楚怀王大怒，派屈丐为主帅，率领十万大军讨伐秦国，秦惠文王派庶长魏章及樗里疾、甘茂率军迎战，战国时期的两个大国的战事就此展开，而战火就在丹阳点燃。

　　丹阳地处关中、中原与荆楚的交界，由陆路可北上中原，沿水陆可直扼秦之咽喉，顺流直下，则可直破郢都。于秦而言，有了丹阳，就有了丹江水道，咽喉方可舒缓；对楚而论，无丹阳则门户无存。

　　《史记·韩世家》载：“韩宣惠王二十一年，秦、楚大战于丹淅之汇，败楚将屈丐，斩首八万于丹阳”。丹江和淅水成了血河，丹阳落于秦手，战争的鼓声成了丹阳挽歌的开始，丹阳处于丹淅拉锯战的核心，反复为两国所争夺，丹阳百姓朝秦暮楚无宁日。丹阳大战后不久，楚国又收复丹阳，后楚为报丹阳之仇，兵克武关，直奔咸阳，蓝田之战爆发，楚国独战六国，楚军先退，秦得汉中，丹阳暴露于前线；公元前299年，秦昭王发兵出武关，沿丹江而下，再与楚军大战于丹淅之地，大败楚军，斩首五万，丹淅之地尽归于秦。最终是秦国站稳了丹阳，鼓声远去，挽歌落幕，那些从传说时代兴起的城池、宗庙、村落也化成了灰烬。

　　丹阳，这座承载着楚国文明的古都，由水而兴，因水而衰。“诚既勇兮又以武，终刚强兮不可凌。身既死兮神以灵，子魂魄兮为鬼雄。”—战国末年，当楚国诗人屈原登岵山、以《国殇》凭吊丹阳之战死难的楚国将士时，丹阳城剩下的只有残垣废墟，辉煌的楚都从此渐渐沉寂。